父亲要么接待来客，要么外出访友，尽管我们住在樱木町别墅同一片屋檐下，但是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互相都不照面。虽然觉得父亲难以亲近、令人发怵，我很想在外面租间房子住，但终究没能说出口。不承想，却听管家老头说起父亲有意要出售这栋别墅。
父亲的议员任期即将届满，准是出于各种缘由，他这次看上去斗志挫失，无意再参选了；并且，他还在老家盖了一栋隐居之所，对东京似乎已经毫无留恋，更别指望他为了只是一名高中生的我，会特意留下宅邸和下人供我使用，他一定会觉得是浪费（父亲的心思与世人一样，令我难以理解）。总之，这栋房子很快就要转手别人，我于是搬往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“仙游馆”的公寓，房间陈旧昏暗且不说，更要命的是，我旋即陷入了囊中羞涩的窘境。
在这之前，父亲每月会给我固定金额的零用钱，虽然要不了两三天便花完，但是，香烟、酒、奶酪、水果之类日常用品，家中一应俱全，至于书籍、文具和衣服等物则是从附近的店里赊账购买，就算我请堀木吃荞麦面或天妇罗盖饭，只要是父亲经常光顾的店家，我都可以吃完后一声不吭地抬脚走人。
如今突然间不得不孤身借宿在外，一切都得靠每月的固定汇款应付，我顿时担心起来。汇款照例没过两三天便告用罄，我不禁惶急不安，慌忙发疯似的先后给父亲、哥哥、姐姐们又是发电报，又是写信，信中还洋洋洒洒叙说了详情（当然信中所说全都是虚构的，因为我觉得要开口求人，必须装腔作势将人糊弄得晕头转向方为上策），同时还依堀木所传授的，开始频繁出入当铺。尽管如此，最终仍是入不敷出。
我终究没有能力独自在这无亲无故的出租公寓生活。我害怕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公寓房间里，总觉得有人想要袭击我，给我致命一击，于是我冲出屋子逃到街上，有时帮忙做些地下活动，有时则与堀木一起四下闲逛找廉价的酒灌肚，总之课业和学画几乎统统被我怠弃。就在我入读高中第二年的十一月，甚至还与一名比我年长的有夫之妇发生了殉情事件，我的人生境遇也从此急转直下。
学校缺席旷课，功课也不用心学，但每次考试答题我都似有神助，因而长期以来我成功地瞒过家乡的亲人们。谁料，似乎是校方将我严重缺课的情况暗中通报给了家里人，于是长兄代父亲写了封措辞严厉的长信来对我一通叱责。不过，我最直接的痛苦却是来自经济拮据以及地下学生运动，后者越发忙碌和激进，令我再也无法以半游戏的心态对待。我当时已担任中央地区（又或是叫其他什么地区）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队长，本乡、小石川、下谷、神田一带的学生全归我领导，根据上级武装起义的指示，我还买了把刀（如今回想起来，那不过是把华而不实的小刀，连削铅笔都不顶用），藏在雨衣口袋里，东奔西走，到处进行所谓的串联活动。我真想每天喝个醺醉，然后蒙头大睡，一觉酣梦，可是手头拮据不容我这样。P（记得我们都以这个隐语来称呼党组织，也可能我记错了）又接连不断地派给我任务，几乎忙得我无暇喘息，我本就羸弱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剧烈的活动。原本只是因为非法而对之产生兴趣，参与做些事而已，没想到如今却假戏真做，令我忙到无暇应付。我不禁对P暗生埋怨：有没有搞错呀，怎么不叫你们自己的人干呢？最后实在气恼不过，干脆抽身脱逃了。不过脱逃后毕竟很不是滋味，最终促使我做出殉情的蠢事。
当时有三位女性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好意。一位是我租住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，每次我忙完组织交给的任务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公寓，顾不上吃饭倒头便睡时，她总会拿着纸笔来到我房间对我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楼下弟弟妹妹们吵得要命，害我信都没法写。”然后伏在我书桌上一写就是一个多小时。
我若是佯装什么也不知道，自顾自地睡大觉便也罢了，但是看她的样子，很期待着我能和她说上几句话，于是我又发挥出我的讨巧本领，尽管心里一句话也不愿听不愿说，但还是硬撑起筋疲力竭的身体，运足气翻身趴在床上，一面抽烟一面搭话道：“听说有个男人，用女人写给他的情书烧水洗澡哩。”
“哎呀，真讨厌！是你吧？”
“我只不过曾经用来热牛奶喝。”
“真荣幸哪，那你就喝吧。”
这个女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？说什么写信，其实我早已看穿，她根本就只是在纸上胡乱涂鸦而已。
“给我看看吧！”我打死也不想看，但嘴上却仍然这样说。
“哎呀，不要啦！不要啦！”她嚷起来，可是瞧她那喜不自胜的样子，实在不堪入目，令我倒尽胃口，于是赶紧没事找事将她差遣开。
“不好意思，替我跑趟电车轨道旁那条路上的药店，去买点卡莫丁[9]来好吗？我实在累得不行，脸上发热，反而一点也睡不着。麻烦你了，钱嘛……”
[9]卡莫丁（Calmotin），商标名，日本武田药品工业生产的安眠药。
“知道了知道了，钱的事好说。”
她兴奋地站起身。
吩咐女性为自己做事，绝不会令女性丧气不悦，相反，男人有求于己，她们会由衷感到开心——这点我再清楚不过了。